从历史上看，用减税来刺激经济并不是特朗普才有的，各个国家都在不同时期曾经采取过不同形式的“减税计划”。在中国，无论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还是“康乾之治”，其共同特征是，国家初建、百业待兴，经济所面临的压力巨大，而所有这些时期所采取的政策也都有一个共同点：“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近代世界历史上，至今被人津津乐道的就是著名的“里根计划”，以减税政策为主成功使得美国经济迅速走出滞涨的泥潭。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其道理非常简单，一个国家的税收取决于税基和税率两个因素，当税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时，提高税率能增加政府税收收入，但超过一定限度后，再提高税率将侵蚀税基，税收收入反而下降。

这就意味着，在税收过高的情形下，通过减税可以刺激企业投资，实现经济增长，虽然税率下降，但是税基由此而变大，反而能够使得税收收入增加。

这一税率和税收之间的关系，因为是由美国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家拉弗率先提出，被称为“拉弗曲线”。从效果来看，历史上的历次减税政策都有效地刺激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带动了经济的长期增长。

客观而言，美国政府此次推出的大规模减税计划是对其本国制造业长期不振、经济疲软、就业压力巨大的一种自然反应。可以预期，这一方案虽然短期内可能会为美国政府带来财政压力，但长期将大力的刺激美国经济体的复苏。

从全球经济来看，当今世界已经处于高度全球化的时代，市场规律下，企业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主体，必然会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走到“公共服务足够好，税收足够低”的国家，获取更多的利润，这和我们每个人追求“物美价廉”的东西是一个道理。

全球化时代的国家间竞争本质上是“公共服务”的竞争，而“税收”是对公共服务的定价。提供“物美价廉”的公共服务是国家竞争的核心。一个国家要想吸引企业投资，助力经济增长，就必需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而又收取较低的税收，否则，注定要在世界竞争中落伍。

就中国而言，中国企业税费负担较重是一个长期以来的普遍问题，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到美国办厂的事情引起了很多热议，甚至有专家提出中国的“死亡税率”问题。

如果考察税收，我们需要比较的不仅仅是税收这个“价格”高不高，而是“公共服务”的质量是不是能够和“税收”足够匹配。如果公共服务质量足够高，那么“税收定价”高也是情理之中，但是，中国的税收不仅仅体现在“名义税收”上，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各类“公共服务质量”没有即时改善，审批刁难、办事拖延、招待费等隐形的制度性成本构成来“隐形税负”，是造成我国企业“综合税负过高”的重要原因。

美国作为第一大经济体的这一大规模减税计划必然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就中国而言，从内在需求看，最近一些年来我国的实体经济利润微薄，有着巨大的下滑压力和出走动机，通过大规模的减税政策使得实体经济从中获利，吸引国内外企业投资，保持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本身就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从外部压力看，这一巨幅减税计划必然会吸引大量的国外投资，其他国家的投资会涌向美国。如果我们不进行减税，则可以预期，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会下降，国内的企业会加速走出去，我们会面临着更大的资本外逃的压力、外汇储备流压力和经济增长压力。在这一博弈的过程中，谁行动的越早，对谁就越有利，反应迟滞则受损更严重。

不管我们情不情愿，当美国政府做出这一减税计划时，中国必需要有所应对。客观来讲，如果我们也能够加入税收竞争，一方面，通过“瘦身健体”来实现公共服务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通过减税来刺激企业投资、民众消费，提高本国公共服务的“性价比”，那么，则可以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如果不能及时应对，则在全球竞争的情势下，经济增长的压力会持续加大。

同时，我们需要看到的是，美国的减税政策对于全球经济并不是一种零和博弈，而是有可能变成正和博弈。一方面，当今世界主要经济体复苏乏力的普遍原因是，本国企业税负过重、公共服务不力，导致各国企业投资动力不足；另一方面，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全世界的经济体都面临外部需求疲软的问题。而作为全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国和中国的减税竞争，一方面，有可能为世界各国提供“物美价廉”的公共服务带来示范效应，刺激各国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的经济快速复苏，也必然会带动全球经济外部需求快速的增长，刺激全球经济复苏，带来全球经济的正循环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之间的良性竞争也是大国责任的表现。

因此，无论从客观来看，还是主观来看，我们不应该对于减税竞争抱有敌意，而是，客观冷静的分析形势，做出积极有效的应对，助力中国经济自身的快速发展和全球经济的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