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国集团（下称G20）杭州峰会，正值全球经济面临诸多重大挑战。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一直没有摆脱低迷，金融市场动荡等系统性风险始终相伴，重大创新不足导致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危机、恐怖主义等不确定性事件，让区域经济增长蒙上阴影。

　　与此同时，各国经济政策也面临一系列困境。对于经济增长策略，各国有整体目标却缺乏全面协调；为应对危机，很多国家都采取了大量短期政策工具，货币政策过度使用的现象普遍存在，经济的“抗药性”越来越强；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延缓了全球化进程的脚步；一些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短板的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严重制约着本国的经济增长。

　　旧模式面临诸多挑战，全球经济治理需要新思路。中国在此时挑起G20主席国的重任，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向世界承诺：G20杭州峰会，中方将同各方一道，发扬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伙伴精神，集众智、聚合力，落实安塔利亚峰会及历届峰会成果，共同开创国际经济合作新局面。

　　“所谓全球经济治理，其核心还是要解决发展问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改革开放以来一直紧扣发展脉搏的中国经济，在当今低迷的全球经济中，承担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提供自身的实践经验，并直面世界经济的共同挑战，引领发展潮流，为全球经济治理呈现出一份中国方案，是中国作为主席国为本届G20作出的重要贡献。”卢锋说。

　　强化结构性改革

　　主办一场如此高规格的会议并非易事，要取得预期成果更难上加难。去年底中国接任二十国集团主席国以后，协同各方在杭州峰会召开前分别举办了贸易、能源、就业、农业部长会，同工商、青年、妇女、劳动、智库、民间社会等各界代表广泛对话，并举办了3次协调人会议、3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及副手会议，以及数十场各类工作组会议，为杭州峰会的召开铺平了道路。

　　仅在财政金融领域，便就全球经济形势、“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投资和基础设施、国际金融架构、金融部门改革、国际税收合作、绿色金融、气候资金、反恐融资等议题展开合作并取得积极进展。各方明确了结构性改革的9大优先领域和48项指导原则，制定了衡量改革进展和成效的指标体系；通过了《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等共识性文件。

　　中国加强宏观形势研判和政策协调，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顶层设计，推动制定“杭州行动计划”。其中推进结构性改革，可谓中国经济适应发展新常态的一大“法宝”，也正是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方案的最大看点之一。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发展缓慢，虽然有周期性原因，但主要是中长期结构性因素，比如生产率增速放缓，缺乏新的增长动能，成为制约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过去多年，G20更多还是把宏观调控作为应对危机的主要手段。”卢锋说。虽然不断出招，但相机而动的调控政策并没有将全球经济拉出低增长困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应反而在不断递减。

　　面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命题，中国在近几年走出了坚实步伐：明确不搞强刺激，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增强经济可持续和平衡增长动力方面发挥出明星作用。

　　这一判断有数据佐证。今年前7个月，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3%，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27.5%，第三产业投资增长10.8%，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3.4%。这意味着，中国经济主要由外贸和投资驱动的结构，正在向消费主导的新格局转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表示，中国结构性改革的实践，为全球经济治理格局发生深刻改变的历史关口，提供了先行先试的经验。而G20也面临着由危机应对向全球经济治理长效机制转型的关键节点。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推动结构性改革成为了G20政策框架的主打设计。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国际上倡导的跟国内在做的，达到内外统一，并用自身经验为全球提供改革智慧，这是一个大国引领作用的真正体现。”卢锋说。

　　7月23日至24日，于成都召开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确定了促进贸易和投资开放、推动劳动力市场改革、鼓励创新、提高财政可持续性等结构性改革的9大优先领域和48条指导原则，被视为G20结构性改革议程的“顶层设计”。

　　卢锋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此基础上各国还制定了衡量结构性改革进展的一套量化指标体系，包括劳动生产率、就业率等在内的12个指标。卢锋曾作为财政部专家参与了部分指标体系的设计工作。

　　“财政部对量化指标非常重视，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设计工作。”卢锋说，“因为只有通过指数化的数据采集，G20才能够清晰地呈现出各国结构改革实际取得的进展。”

　　在量化指标的基础上，G20还将提供各国结构性改革表现的排名。透明化的指标体系将在国内国际层面上为各国带来社会压力，从而能够让结构性改革得到切实推动。

　　实际上，G20会议在2010年就把结构性改革作为重要内容，以后每次峰会都在逐步强化。“但没有一次G20像本届一样，把结构性改革摆在这么突出和优先的位置，受到这么大程度的重视和关注。” 卢锋说。

　　在成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结构性改革共识的达成，“证明了大家已经认识到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这种自我加压也体现了责任和担当。”

　　“创新”首入议题

　　在结构性改革释放的巨大红利中，创新活力不断释放。“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是本届G20峰会的主题，与中国确立的以创新为首的五大发展理念高度吻合。

　　作为G20创新议题的重要铺垫，8月25日，《二十国集团（G20）国家创新竞争力发展报告2015-2016）》黄皮书（以下简称“黄皮书”）发布。

　　这一由科技部、中央党校等单位联合攻关的报告，对2013至2014年间G20中的19个国家的创新竞争力进行分析和评价，共有10个国家的创新竞争力得分上升，9个国家的创新竞争力得分下降，G20国家创新竞争力平均得分上升了0.6分。

　　黄皮书指出，近年中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取得了明显成效，创新竞争力在G20中排名第9位，这也是G20集团唯一进入前十名的发展中国家。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慎明表示，“G20杭州峰会首次将‘创新’列入G20峰会讨论议题，加强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面的合作，鼓励科学技术、发展理念、体制机制、商业模式等在内的全面创新，是挖掘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唯一有效途径”。

　　在创新议题下，G20杭州峰会着力制定创新增长蓝图、创新行动计划、新工业革命行动计划、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等框架，通过推动各国创新增长挖掘世界经济中长期发展潜力。

　　作为G20机制的重要配套活动，二十国集团工商界活动（B20）是国际工商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其核心工作是向G20峰会提交政策建议报告，供G20成员领导人决策参考。

　　今年的《B20政策建议报告》特别就“创新增长方式”这一重点议题，提出了实施G20智慧（SMART）创新倡议，也即创新可持续性（Sustainable innovation）、平台大众化（Massive public platform）、网络可访问性（Accessible network）、改革彻底性（Revolutionary reform）、技术创新性（Technological innovation）五个指导原则，简称为“SMART”原则。

　　这一倡议主要内容是通过实施设立G20交流项目、建立“G20创新签证计划”、成立G20科技创新基金、打造G20技术创新分享经济平台、构建“G20大脑平台”等5项计划，建议建立一个供政府、私营部门、院校和研究机构共享资源、知识和成果的开放性网络，以推动技术创新为目标，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

　　今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G20“创新增长方式”专题会议上，与会各方支持中方倡议制定《G20创新增长蓝图》并就总体框架和成果要素交换意见。各方深入讨论了《G20创新行动计划》、《G20新工业革命行动计划》和《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等文件，就有关框架和成果要素达成原则共识。

　　本届峰会后，G20将开启“结构改革”和“创新增长”双轮驱动，主脉络从“危机应对”扩展到主动谋划可持续发展，对G20成员乃至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将带来持久弥坚的影响。

　　贸易投资联动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贸易和投资持续放缓，尤其贸易增长连续多年低于世界经济。究其原因，金融危机影响显而易见，但保护主义抬头、多边合作受阻、全球化进程减缓等也难逃其责。

　　G20杭州峰会召开时面对的外部环境，包括英国脱欧、难民危机、恐怖袭击迭起、反倾销浪潮，等等，一系列复杂事件让全球经贸往来成本骤升，不确定性增强。

　　在这一背景下，G20更需要东道国高瞻远瞩，引领议题向既定目标前行。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全球经济治理变革需要开放包容。“形成新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过程充满矛盾与风险，重要的是要有开放包容的胸怀，尊重多样性，允许、鼓励探索多元化的全球治理机制。”

　　如何让趋于碎片化的全球经济重新走向充满活力与联动的轨道？中国至少从两个维度做出了努力。

　　首先，在G20机制建设上，中国推出G20贸易部长会机制化建议，得到G20成员的积极支持，成立了G20贸易和投资工作组，并于2016年7月首次召开了贸易部长会议，将贸易和投资首次列入G20重要议程，发布了首份G20贸易部长声明。

　　未来，G20贸易和投资工作组每年还将召开３到4次会议。这表明，杭州峰会后G20贸易部长会议将长效化，平行于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辅佐G2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引领性作用。

　　其次，于7月召开的G20贸易部长会议，发表了首份《G20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和《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对于消除贸易壁垒、便利化投资都有着重要意义。

　　迟福林表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自由贸易标准的不断提高是一个大趋势，但新兴经济体参与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客观上很难采取与发达国家相同的标准。“不宜在短时期内过度提高门槛，这容易形成新的投资贸易壁垒，把新兴经济体排斥在经济全球化之外。”

　　不同标准的对接在本届G20峰会上也得到有效推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余翔认为，《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的最大意义在于，这是世界上第一份关于投资政策制订的多边纲领性文件，确立了全球投资规则的总体框架。

　　基建互联互通

　　中国一直致力于促进亚太及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互联互通。早在2014年召开的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习近平就提出，要打造全方位互联互通格局，让脚下之路、规则之路、心灵之路联通太平洋两岸全体成员。

　　随后会议提出实施《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决心在2025年前完成各方共同确立的倡议和指标，加强硬件、软件和人员交往互联互通，实现无缝、全面联接和融合亚太的远景目标。

　　当前全球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复苏乏力，以投资促增长已成为 G20各方共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也因此成为 G20的重点议题之一。

　　财政部亚太中心执行副主任周强武曾在《G20议程财金渠道亮点展望》一文中表示，近年来，虽然G20成员纷纷推出促进基础设施等生产性投资的国别和区域计划，但总体上看，“现有融资渠道和模式没有充分调动全球储蓄，G20成员的投资计划之间还缺少协调，难以形成合力。”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对于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长期缺乏动力，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们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比较落后，基建资金严重缺乏。”卢锋说。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等新机构的逐步成立，对外投资将持续铺开，基础设施投融资成为中国与 G20各方重要的利益交汇点。

　　在此背景下，2016年G20投资议程聚焦基础设施投资，推出了三大支柱成果：一是鼓励多边开发银行（MDBs），通过制定高质量的基础设施项目的量化目标、推广多方合作融资模式，撬动私营部门资源等方式，采取联合行动支持基础设施投资；二是促进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发起《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三是探索多样化的融资工具和促进私营部门投资，制定了推动基础设施及中小企业融资工具多元化的政策指南。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认为，成立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是非常重要的政策建议，“推动全球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基础设施服务带动经济增长，同时为长期经济增长奠定基础，使全球经济通过基础设施的联通更加紧密地联动。”

　　“相信通过这些努力，未来基础设施建设的国际合作将进入新的局面。”卢锋说。